烏魯木齊報稅服務的85.3%受訪者直言不知一年繳了多少稅。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說：“稅收是國家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之一，應該以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最終目的，所以不但要從經濟性更要從公共性、社會性的視角來看待財稅改革。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強調公民參與并發揮作用。由傳統的間接稅向有利于培養公民意識的直接稅轉型，是國家治理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一部分。當然，現在的稅負水平已經不低，這一轉型一定不能成為增加稅負的借口。”
近日，我國稅負輕重問題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在日前舉行的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3/2014》發布會上，有專家指出我國已邁入人均萬元稅負階段，這個水平已經不低了。但隨后《人民日報》報道稱，我國目前的人均萬元稅負遠低于世界主要國家。不論我國人均萬元稅負是高是低，我國大多數公眾對自己到底繳了多少稅并沒有清晰概念。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手機騰訊網，對26578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有78.2%的受訪者覺得國家稅收和自己生活的關系大，但85.3%的受訪者直言并不了解自己一年交了多少稅。
在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下，中低收入者的實際稅負要比高收入者重
“只有每次看到工資條上那一點點被扣繳的個人所得稅，我才會想起自己與稅收的關系。”在北京市海淀區工作的80后王一民（化名）告訴記者，因為自己現在沒有房也沒有車，繳稅的地方并不多，所以感覺稅收和自己離得還比較遠。他表示，雖然也知道許多稅實際上是隱藏在商品價格里的，但不是從自己兜里直接拿錢去繳稅，所以還是很難找到那種納稅人的感覺。
在長沙市某國有企業工作的陳女士以前有一個習慣，就是在外面的飯店餐館吃飯時，一定會向店家索要發票，因為她覺得這是作為消費者的權利和義務，也能防止一些店家偷逃稅款。然而近來，陳女士這樣做的動力越來越小了。她說，據了解，在國外的許多消費憑證上都會標明一項消費到底貢獻了多少稅款，一目了然。可是在國內，大多數發票上并沒有這樣標注，大家不清楚自己的消費到底給國家繳了多少稅，餐飲發票拿回家，又不能報銷，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愿意多此一舉去要發票了。
調查顯示，對于自己每年繳稅的基本情況，85.3%的受訪者表示不了解。對于不同稅種的了解程度方面，“個人所得稅”排名首位（31.2%），其次是“車輛購置稅”（13.7%），排名第三的是“房產稅”（10.7%）。其他依次是消費稅（7.9%）、營業稅（7.3%）、增值稅（6.5%）、企業所得稅（5.3%）、契稅（5.2%）、印花稅（4.7%）、關稅（4.4%）等。
全國律師協會財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華稅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天永表示，對于每個人生活中的消費而言，大到買房買車，小到抽煙喝酒，都與稅收有密切關系。但由于我國目前的稅收制度是以間接稅（即納稅義務人不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納稅義務人能夠用提高價格或收費標準等方法把稅收負擔轉嫁給別人的稅種，例如增值稅、消費稅——編者注）為主，而間接稅的最大特點是稅收的征繳一般老百姓不清楚，所以導致許多公眾誤以為自己所繳的稅就是個人所得稅等少數稅種。其實，去年我國超過10萬億的稅收收入，最終的來源都是公民個人。
“間接稅的最大特點是納稅人與負稅人的分離。”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指出，正是由于這一特點導致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存在以下問題：第一，由于政府大多數情況下并不能準確預測間接稅是怎么轉嫁的、到底轉嫁給了哪些人，所以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不利于政府通過稅收政策進行經濟調節。第二，雖然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要承擔間接稅，表面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從所承擔的間接稅自身收入的比重情況看，中低收入者的稅收比重自然要高于高收入者。所以，在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下，中低收入者的實際稅收負擔要比高收入者重，稅收不但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還反其道而行之。
“更重要的是，納稅人只有知道自己繳了多少稅，進而才會關心這些稅收是怎么花的，一步一步就會參與到政府治理和公共決策中。可是對于間接稅，老百姓并不清楚自己繳了多少稅，所以也就不太關心與稅收使用有關的公共事務，這明顯不利于一個社會公共精神的塑造。”施正文說。
調查中，95.3%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想知道自己具體的繳稅情況。94.4%受訪者建議，我國也應該學習一些國家，在商品價格或者消費憑證上標明稅款金額。
92.9%受訪者認為公眾參與稅收政策討論遠遠不夠
與間接稅相對應的就是直接稅（即直接向個人或企業開征的稅，包括對所得、勞動報酬和利潤的征稅，如所得稅、房產稅——編者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寫道，要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
調查中，87.9%的受訪者也贊成，我國下一步的財稅改革中，應減免間接稅，增加直接稅的比重。
“直接稅公開透明，老百姓只有能清晰地認識稅收，才會更加關心稅收用到了哪里。”劉天永表示，直接稅不但有利于老百姓關心國家財政狀況，監督稅收的使用，對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間接稅的納稅人大多是企業，對于它們來說，有些間接稅可以通過商品價格的浮動轉嫁出去，可是有些商品的價格短期內并不會出現太大浮動，所以這部分稅收就難以很快轉嫁出去，于是就會影響企業的利潤，嚴重的還會影響企業的長遠發展。”
“稅收是國家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之一，應該以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最終目的，所以不但要從經濟性更要從公共性、社會性的視角來看待財稅改革。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強調公民參與并發揮作用。由傳統的間接稅向有利于培養公民意識的直接稅轉型，是國家治理向現代化轉型的重要一部分。當然，現在的稅負水平已經不低，這一轉型一定不能成為增加稅負的借口。”施正文說。
其實，近年來，一些直接稅已經被提上了議程，比如房產稅、遺產稅。然而，公眾對于這些直接稅的態度并不積極。去年4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一項關于房產稅的調查顯示，僅有39.9%的受訪者贊同征收房產稅。去年10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進行的一項關于遺產稅的調查顯示，63.9%的受訪者明確表示反對開征遺產稅。
“向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轉型，對個人、國家都有益處，但老百姓不怎么歡迎，這看似是一個悖論，其實不然。”施正文解釋，老百姓之所以不了解直接稅的好處，一方面在于長期以來的財稅政策制定過程過于封閉，向公眾進行財稅知識宣傳做得很不夠；另一方面，對于許多財稅政策最終對誰有利、對誰有害并沒有向老百姓解釋清楚。就拿遺產稅來說，并不是要向所有有遺產的人征稅，實際上征稅的對象恰恰只是那些處于社會財富頂端的5%的富人。如果公眾明白了這些，相信反對的聲音不會那么大。
“公眾財稅知識的欠缺，一定程度上與他們很少有機會參與財稅政策討論有關。”劉天永表示，幾年前全國人大在網上征集大家對個人所得稅調整的意見，一個多月里竟然收到了超過23萬條意見，創歷史之最。可見，老百姓參與稅收政策討論的熱情非常高，只是平時他們缺少參與的渠道。未來，在稅收特別是直接稅的立法以及政策調整中，應該充分保障公眾的參與討論。
調查中，92.9%的受訪者認為當前公眾對稅收政策討論的參與程度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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